1931年秋，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拥有江西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雩都、兴国、黎川、信丰、广昌、宁都、石城等11县和福建的建宁、泰宁、龙岩、长汀、宁化、清流、连城、上杭、永定、归化等21座县城及周围广大农村，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以及其他苏区红军也都得到壮大和发展，统一编制的正式红军有14个军，总兵力已有13万人，中央红军有5万人。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民主政府。会后，批准了由贺诚主持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向中央军委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同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这是我党自成立以来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

   学校校长由红军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兼任，总军医处医务主任陈志方兼教育长，彭真(彭龙伯)任教员。同年冬至翌年初，各部队选送200多名人员参加文化课考试，后录取了25名干部和战士，作为军医学校的第一期学员。
   1932年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雩都县城的一座教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出席了开学典礼。朱德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他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 开学典礼上，贺诚校长作了建校经过的报告，陈志方主任讲了教学计划，学生代表刘放代表全体学员发言。最后，校长贺诚宣布了毛泽东同志为学校制定的“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建校之初，战事频起。1932年3月，红军攻打赣州，学校停课，军医学校随部队主力参加江西赣州战役，学员配合第三军团医院，为伤员作清创、止血、取弹、截肢等手术。随后参加第一军团、五军团支援攻打福建龙岩和广东水口的战斗，在广东新丰

组织临时医院，先后收治1000多名伤员。军医学校坚持边抢救伤员边教学，常以露天坝作课堂、门板当黑板。战斗结束，学校又到谭头圩组织临时伤病医院，运送伤员到阳曲后方，随即又奉命赴长汀支援一、五军团攻打福建龙岩、漳州和广东水口的战斗，直至任务完成。
   1932年6月，学校重返雩都，恢复教学，同年8月，经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批准，学校迁到红军总医院所在地兴国县茶岭镇继续办学。
   学校迁至茶岭后，贺诚、陈志方相继奉调总卫生部工作，彭龙伯继任校长直接主管教学，总医院政委王立中兼任政委，陈义厚任教育长。教员增至5人，分别为李治、曾寿蓉、孙仪之、李延年、俞翰西。

   茶岭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教室由几间民房组成，教材由教员自编，讲义由学员自刻蜡版、自己油印。仅有的教学设备是几张挂图、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和两台显微镜。所有的这些设备仅用一匹马就可全部驮走，故有人戏称当时的军医学校为“马上学校”。课程安排采取“少而精”的原则，结合战争实际，突出重点。基础医学课首开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和拉丁文四门课程。临床医学课则以战伤救治和疟疾、痢疾及下腿溃疡等多发病的防治为重点，辅以必要的基础知识讲授。同时，为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由校领导或教员每周一次为学员讲解革命形势。
   学员的学习、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宿舍多为祠堂庙宇，搭起木板、铺上稻草即成睡铺。伙食标准很低，粮食定量每人每天六两（当时一市斤为十六两），饭是米菜掺半。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导致苏区无盐，学员们就用旧土墙陈土熬制成的硝盐代替食盐。由于每人仅能领到3张毛边纸用以记录笔记，所以学员常常以大地为纸、树枝为笔，在地面或在自己做成的沙盘上练习。到了晚上，三五个同学围坐在一起，以油灯照明，捧书就读。虽然如此，但学员的学习热情始终不减。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学员们刻苦学习，教学秩序井然。每天上课时间约为4小时，中间穿插自习，教员经常深入课堂辅导，随时答疑解惑。

   彭龙伯校长同时也承担教学任务，负责讲解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几门主要课程，自编教材，日夜操劳。（待续）